办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中国政府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落实好各项增收政策，实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全面排查违法违规挤占生态空间、破坏自然遗迹等行为，依法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区内的工矿企业。针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短板，明确设施建设、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四）发展现代农牧业。

壮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加快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基地和燃料乙醇等新能源项目建设投产。实施高中阶段普及攻坚计划。经济学告诉我们，对于像电网这样的网络型自然垄断产业，由一个主体垄断经营比多个主体竞争经营更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减少重复建设、增进社会福利。

建立传统火电与新能源发电同台市场竞争机制，按照价低者优先上网的原则，辅之以电价补贴、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机制，使新能源发电边际成本低、环境损害小的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新能源发电消纳问题。电量分配方面，实现市场竞争对计划分配的替代，通过电力现货市场和配套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实现发用电计划的完全放开，由当前的双轨制走向市场单轨制。衡量电改成效的具体标准。在这些对电改成效的描述中，有些说法似是而非，并在认识层面成为电改沿着既定方向推进的障碍。

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以政府间协议为辅，建立地方之间互利共赢的电力资源配置机制。站在科学立场，客观公正全面衡量电改成效，有利于新时代电改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安全。对我国40年电改成效的基本衡量以上述标准衡量我国40年电改成效，可以概括为：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一些待解的问题。衡量电改成效的根本标准。加强政策协调，避免各自为政，减少政策掣肘，形成监管合力。

电力行业管理重在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尤其要加强战略管理、优化规划职能，实现战略、规划的中立与统筹，避免电力统筹规划沦为统筹考虑各方利益，最终形成电力规划合法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电力行业整体效率的最坏局面。片面追求规模的集体冲动，在国家层面表现为过度投资激励政策的惯性实施，在电力国企层面表现为不顾经济效益的盲目扩张和跑马圈地，甚至在产能过剩之后仍大干快上，催生了一些规模虽大、效益却相对较差的世界500强电力国企，表面繁荣的背后形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浪费和如今化解过剩产能的巨大代价。打破供需双方的传统界限，鼓励分布式发电和用户侧储能设施（包括电动汽车）建设利用，以市场机制引导电力流双向流动，促进用户侧用电成本降低和全社会用电效率提升。正确处理传统煤电与新能源的关系。

省级政府要落实省级电网规划主体责任，增强省级电网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促进增量配电放开和电网投资约束。据国家发改委有关数据，2017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约1000亿元。

电改40年来，电力高效发展长足进步，但行业整体效率相比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是未来电改需着力提升的短板。但随着新能源发电的大规模发展，当年催生5号文出台的二滩弃水事件在历经10多年的电改之后，如今已戏剧性地演化为大量弃水、弃风、弃光甚至弃核的全面弃电顽疾，这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现行电力规划、运行和电力市场机制等深层次矛盾亟待化解，电力消纳困难迫切需要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机制变革。

经过40年来的努力，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电网结构薄弱、系统事故频发的状况，电网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我国进入大电网、高电压、长距离、大容量的全国联网阶段以来，我国成功克服了厂网分开后电力行业利益主体多元化、电网规模扩大、自然灾害多发和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等困难挑战，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大停电事故的特大型电网。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市场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政府有限作用要发挥到位，做到不缺位、不越位。片面地把规模作为成绩。40年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以下简称电改）成效显著。正确处理供需双方之间的关系。电力行业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保障，减少甚至杜绝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发生，降低由此给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

改变敞开口子供应电力的思路，从全社会效益最大化出发，综合考虑我国产业布局与升级、能效提升与能源节约、一次与二次能源运输、新能源与分布式能源发展、能源互联网建设与电力进出口、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多重因素，合理确定电源、电网发展规模与布局，坚持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战略，形成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平衡，同时允许特定条件、范围的拉闸限电，以促进全社会节约用电意识和氛围的形成。当然，这一最大亮点的背后，我国电力行业对是否存在以安全过度投资、资源无限堆砌为代价的问题，以及基于安全、经济等考虑对我国未来电网发展、电源布局等重大问题存在的争论，都需要认真权衡、深入探讨。

但当电力短缺问题解决之后，当资源合理利用、多主体利益协调、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上升为主要发展需求后，则需要增强中央权威性，以克服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损害全局利益、造成系统性资源浪费。可再生能源方面，在标杆电价、招标定价、领跑者基地、补贴退坡和技术进步等推动下，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快速下降，平价上网时代有望加速到来。

以市场机制解决电力送受两端的地方利益冲突问题，送电端所有电源原则上首先参与本省电力市场竞争，剩余电力电量参与区域市场、跨区市场竞争。40年来电改的最大成效，是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彻底解决了我国电力贫困问题。

正确处理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在当前电改攻坚阶段，关键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分析原因，至少有四：一是没有形成市场配置资源、自动调节余缺的机制，长期以来还本付息电价、经营期电价、标杆电价等成本定价和计划分配电量的旱涝保收机制，形成了对电力投资的过度激励。建立辅助服务市场化补偿机制，鼓励传统火电灵活性改造，引导火电机组主动为可再生能源调峰，实现各类主体在开放市场内的共生共赢。

伴随而来的问题是，一段时期我国电力供应陷入了紧张-过剩-紧张的循环反复，时至今日的煤电产能过剩，仍是这一循环反复的继续。40年电改实践证明，针对电力短缺，需要增加电力供给、做大产业蛋糕时，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至关重要，可谓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方面，供应侧通过不断提高效率，可持续地提供尽可能低成本的电力，直接表现为低水平的电价。坚持以效率为中心，把电力高效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电力行业整体效率和用电效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笔者认为，通过电改使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电力发输配售用各环节全面降本提质增效，由此带来的全方位红利才是最大、最完整、最持久的改革红利。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能源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的新形势下，通过电改促进清洁低碳电力系统的形成完善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电力消费比重的不断提高，显得格外重要。电力作为最普遍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电改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要通过电改形成我国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机制，为健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独特贡献。但降电价的背后，一方面是火电企业、电网企业的利润大幅下滑乃至亏损，所谓的红利相当一部分实为利益转移的结果。但如何衡量电改成效，仍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认识需要澄清。

错误地把手段当作效果。在清洁能源革命、低碳节能社会建设、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大潮面前，能源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要通过电改形成促进电能替代、清洁替代和高效能源电力系统建设的科学机制，牢牢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

电改首战，变革国家独家办电体制，着力解决资金不足和投资激励不足问题，调动全国上下内外、四面八方办电积极性，一举扭转了长时期、全国性的严重缺电局面，我国永远告别了用电企业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时、老百姓点煤油灯的电力贫困时代。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在煤电产能过剩、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再生能源消纳难和经济新常态下电力需求放缓的电力供需新形势下，政府需要在战略和规划上尽早明确，除在建煤电项目外，不再新增煤电装机。要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满足电力需求。